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史、新中国法治发展史充分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二、把执行权关进制度笼子 强制执行法是制约执行权力和约束执行行为的宝典。中央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当事人应当自动履行，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在实现这一阶段性目标之后，周强认为执行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获得感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当事人对执行成效、执行规范化水平还有不满意的地方，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对执行工作制约依然较大，联合惩戒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各单位信息共享还要加强，一些当事人诚信观念不强、规则意识淡薄，失信惩戒和教育引导力度不够等。但是，不论在哪个国家，最抢风头的总是审判阶段，而执行总扮演副官或随从角色。因此，这些功能在发挥作用的同时，相互之间又难免会有交叉、冲突、竞争，这就给强制执行法相关条文的起草以及以后的适用带来一些困难。如果把前者比作公平正义防线的方案设计和框架搭建，后者则可比作这一防线的建设施工。只要程序合法，执行乱的发生机率就会很小。
严禁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及违规执行案外人财产。与行政管理权、司法裁判权一样，强制执行权属于国家公权力，同样存在违法行权、滥用权力等风险。该书作者指出：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必须与其他证据对比、印证才能完成，而在综合全案证据进行的审查判断中，又往往使个别证据得到进一步的查证。
再次，注重证明的外部性而非内省性也不是中国特色，因为神明裁判和法定证据制度依据的都是外部性的证明，而且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也有这样的特点，正如达马斯卡教授所言，与大陆法系相比，普通法传统不强调以个人的确信状态作为裁判的标准。例如，证据A可以证明嫌疑人甲具有作案动机，证据B可以证明嫌疑人甲具有作案工具，这两个证据的信息内容不同，但是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嫌疑人。第三，它规定一个可靠的证人证言不能构成完整证明，这也符合孤证不能定罪的经验法则。第一，关于审查评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过于死板，法官只能机械地按照预先的明码标价进行认证，然后通过证明力的加减来得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结论。
诚然，我们这里讲的法治与人治并不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仅就司法活动而言，但是其道理确有相通之处。神明裁判是从自由证明走向规范证明的初次尝试。
后来，有些地方的法官改采用单方的磨难，即只让被告接受火的考验。它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制度条件和制度背景。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却不是这种模式独创的，而是建立在既有的逻辑准则、证明法则和证明方法之上的。换言之，中国的司法证明活动应该坚持法治之路，其要旨就在于尽量少给执掌权力者留下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间。
而且只有使用有关公众尊重的事实认定程序，一种法律制度才能确保其判决为人们普遍接受。综上，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证明制度以规范证明为主，兼顾自由证明，可以称为准规范证明模式。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神明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受到了质疑。于是，司法证明又开始从自由证明走向规范证明，并在16世纪达到顶峰——建立了法定证据制度。
如果法律的规定都是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诉讼当事人就会减弱托关系和送礼行贿的心理动力。只有在审判中给予法官自由判断证据的权力，才能保证法官尽最大可能去查明案件事实，从而做出正确的判决。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222条则规定：法院为判决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之真伪。作为司法证明的基本模式，规范证明与自由证明是各有利弊的，但是规范证明更符合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也更适应中国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
大概因为英国人不像法国人那么热衷于革命，所以其司法证明制度的发展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而是以不断进化的方式从自由证明走向规范证明，具体表现为证据规则的从少到多和从粗到细。由此可见，这还是典型的自由证明模式。一、引言 中国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目标，一方面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完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完善证据规则的理想状态就是明确并统一证据的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司法裁决是神的旨意，是由某种神圣的考验方法所揭示的案情真相。不过，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似乎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于是我国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就开始大胆地进行设计与实验。⑤印证证明模式的主要逻辑方法是归纳推理和溯因推理。
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俄国在1892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条例》则规定：治安法官应根据建立在综合考虑法庭审理时所揭露的情况的基础上的内心确信，来裁定受审人有无罪过的问题。
但是综观全案，证据仍然存在很多疑点，例如，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根据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社会环境情况，司法证明应当采取以规范证明为主、自由证明为辅的证明模式，换言之，要从准自由证明模式转向准规范证明模式。
这三种司法证明制度虽然很有特色，但是并不能完全涵盖世界各国历史上存在的司法证明制度，例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证明制度和中国的司法证明制度等。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缺乏客观证据印证，真实性存疑。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一直重视对证据真实可靠性的审查评断，在审查方法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包括一些成功的案例。司法证明模式是指在司法活动中审判人员对证据进行审查评断并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方式、规则的总称，一般具有相互区别且相对稳定的制度性特征。该法院只有5名法官，审案效率令人惊叹。按照法律要求，法官在陪审团对案件事实进行评议之前应告知如下：法律并不要求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定为真实的，也不要求你们不要把那些未经某种口头证言、某种文件、某些证人或其他证据支持的证据视为充分的证明，法律只是向你们提出一个能包括你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内心确信了吗？因此，自由心证制度又被人称为内心确信（intimate conviction）的证据制度，其基本内涵就是要通过自由证明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
⑥两个二分之一的证明相加可以构成完整证明。其二是规范证明（regulated proof），即法律对证明活动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法官在采纳和采信证据时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纵观两大法系的历史，司法证明模式的发展似乎遵循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即从自由证明到规范证明再到自由证明……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随着人类生活的扩展，社会纠纷不断增加，案件情况愈加复杂，法官们的裁判难度越来越大。
六、印证证明模式的缘起 （一）印证本是审查证据的方法 在我国证据学的语境中，印证本是审查认定证据的一种方法。事实上，英国法律委员会在讨论补强证据规则时已经对硬性要求补强的规定进行了批判，而一些普通法系国家还废除了关于性侵案件中被害人陈述、同案犯供述和儿童证言需要补强的规定。
自由证明则符合人治的要求。然而，当陪审团由不了解案情的人组成时，听取证人证言就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环节，而证据的审查评断也就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于是就产生了对陪审团审查认定证据活动进行规范的需要，各种证据规则也就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如果认定案件事实必须达到印证的标准，那么办案人员为了避免无罪判决的不利后果，就可能在勉强印证时以次充好甚至弄虚作假，而且这种形式化的操作标准还可能对侦查人员制造表面印证形成一种反向鼓励。第二，证据规则以证据采纳问题为主线，而在证据采信问题上则给陪审团留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是复杂多样的。就刑事诉讼而言，虽然法律中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只有被告人口供不能定罪等限制性规定，但是由于强调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而且法律中关于证据的规定非常抽象和空泛，所以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神明裁判中，司法官员的主要职能不是审查证据并裁断事实，而是主持裁判仪式。虽然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禁止刑讯的规定和采信口供的标准，但是概括而言，中华民国时期的司法证明制度属于自由证明的范畴。
首先，英国采取了与欧陆国家的纠问式诉讼（Inquisitorial Procedure）制度不同的对抗式诉讼（Adversarial Procedure）制度。其次，与法国在大革命后才短期引入陪审团制度不同，英国已长期使用陪审团审判，而且其逐渐由知情陪审团转变为不知情陪审团。